从历史演化轨迹探究“名、字”的时代特点

    在华夏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中，无论是帝王将相，庶民百姓，无不植根于家庭文化的血缘体系，无一超然于宗族交融的社会网络。因此，姓氏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第一个符号，带有浓厚的家族血缘继承关系或宗族群体的标志，可谓终生相随。本文试图以血缘姓氏为脉络，借助华夏姓氏记载的渊源世系、正史、方志、家谱等历史文献典籍，探究名、字的形成和发展。

    众所周知，华夏各民族大都经历了原始社会、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等阶段。原始社会分为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时期，人类文明之初，我国最早的姓氏大多是从女而成，连“姓”本身的释义都为“从女而生”，如姬、姜、妫、姒等，这说明在当时（距今约1万年）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。如高山、拉祜等少数民族曾实行母子联名制；崩龙族在联名时还将母名置于父名之前，反映了母权高于父权的社会背景；纳西族使用母系姓氏，人居母家；摩梭族甚至以母老虎、母牛、母鸡等雌性动物命名。而西双版纳的克木人则实行双系联名制，既联母名，又联父名。远古时代，人名还受经济发展的熏染，如景颇族最古老的人名中有“栽芋”的名字，说明当时景颇人的经济形式及芋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。第一个到达怒江的傈傈族人叫瓜木比，“瓜”为荞麦之义，其名也表明此时居怒江的傈傈族人，是处于以种荞麦为生的农耕经济。华夏上古史中，从有巢、燧人、伏羲、神农、蓐收等姓名中，可以看出渔牧畜、农耕田等生活方式。青铜器上的名字，如弓父庚卣、豕形父已爵、虎父丁鼎、龟父丙鼎、子刀父已方鼎等，反映了诸如打铁、打渔，杀猪等分工合作式的生产方式。自夏以后，汉族姓氏极少用从女的汉字，甚至把从女的古姓去掉女旁，如“姞”姓改为吉姓，说明一些民族由母子联名向父子联名演变，反映出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历史足迹。

    奴隶制社会的夏、商、周时代，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拥有姓氏，正所谓“天子建德，因生以赐姓，胙之土而命之氏”。封建社会，汉族姓氏中出现避讳的现象。 避讳始自秦代，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避讳内容，同一朝代皇帝也有不同的避讳文字。如西汉初讳“邦”、“雉”；东汉则避“秀”，”庄”等。从另一方面讲，王侯将相的姓氏避讳为后人考证提供了良好条件，成为姓名影响社会的一个特殊点。另一个特殊点则是赐姓和国姓的显贵，如汉以刘为国姓，唐以李为国姓，当然各代赐姓的文化内涵是一致的，但所赐的国姓无不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。如魏晋六朝时，五斗米道兴起并逐渐得到普及，“之”字作为五斗米道的标帜，记载了当时该道鼎盛时期的状况。当时的显阀与士族，无不采用之字为名，甚至父子兄弟数代相袭，不避名讳，如祖冲之上有朔之，下有恒之；顾恺之上有悦之，下有宪之等。南北朝时期，宗教兴起至于泛滥，释道宗教在当时社会的地位亦可从人名中窥见一斑，《南北史表》中僧绰、僧珍、僧果、金刚、力士、摩诃，梵童、法僧之类名字随处可见。唐乃盛世，歌舞升平，国富民强，无论大臣还是草民之间关系都很融洽。唐代人名最大特点是名、字相同，喜欢标榜排行。名是用来自称的，字是让朋友呼唤以示尊重的，名字相同，则自己与别人在称呼上就不分你我了，这种自谦且谦人的形式在较为开放的唐代出现是正常的，象郭子仪字子仪、李鼎字鼎、司马之礼字之礼、孟浩然字浩然等，把对方客气和尊重的路堵死了，不由你不随和了。唐人的行第称呼流行是社会生活打在人名上的第二个烙印。杜甫的《草堂诗笺》，诗题上的称呼，满眼行第字，如韦十六评事、樊三十三侍御、高三十五书记适、李十五丈等。唐人诗文集中，这种行第称呼是第一特征，见此特征，断为唐诗，八九不离十。这种习惯不仅畅行于诗中，而且朝野上下，闺阁内外都很流行，如唐高祖呼裴寂为裴二，明皇呼宋济为宋五，德宗呼陆贽为陆九，是为朝中君臣间的亲呢；徐十一娘，占三娘，朱十二娘，陈卅一娘等，洋洋大观，是为闺阁间的和睦。今人读唐史，单从姓名中即可了望唐时的和顺氛围，又可在查阅姓名中，一眼找出唐时诸公的大名，姓名于社会生活的镜像又见一斑。尊老养老乃中华民族传统，素有崇高地位的老人，在宋代最为人所敬重，以致取名时亦常以“老”字自褒，什么赵学老、李商老、徐某叟、王次翁等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的孟子语录得以淋漓尽致的贯彻执行。

    十九世纪，封建社会的铁门在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击下，呼然洞开。西方列强入侵，在中国社会冲起阵阵惊涛骇浪，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走到中国民众面前，从文化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为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，人名作为社会的忠实镜子，折射着这种历史的起伏。“五四”前后，各种各样的书刊杂志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”乔治”、“约瑟”、“玛丽”等名字，“德”、“赛”二公潜入人心的情形在人名中亦有反映，受赫胥黎《天演论》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进化论观点的影晌，李天择、张竞生、钱竞存、文竞雄的名字大受欢迎，而另一方面汉族人名的重姓氏，且名、字、号齐备的结构亦受到刨根见底的清理，人们再也不把姓名作为一种血缘关系的外显，而当作一种纯粹的符号，随意改姓、随母姓甚至不要姓的现象屡见不鲜。如一些作家取代了本来姓名而选用了笔名，成名后干脆以笔名作为真名使用，直至作古。像曹禺原姓万，名家宝；鲁迅姓周，名树人等。历时千年之久的避讳制度也被彻底革除了，对尊者长者之名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一反常态，常以其名来命名其他事物。最突出的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来命名的有中山大学、中山陵、中山装，几乎每个城市都能找到“中山大道”或“中山街”。另外，社会上同姓不婚现象已成为旧习而丢弃，不少同姓氏的男女喜结良缘，伉俪双飞。这段时期，汉族人名受国外影响发生根本性变化，表现在两个方面，一方面，人们仰慕西洋的繁荣和发达，在人名中抒发其意；另一方面，鉴于清庭腐败，有志之士又在人名中抒发了“奋发图强，振兴中华”的意愿，如章太炎、赵炎午、胡汉民、于右任、戴天仇等，无不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反映。

  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姓名又在这个分水岭上显示了变化的轨迹。在今天老一辈的人名中，带有“福禄寿喜、荣华富贵”等字眼的名字较多，如钱世福、张有禄、王寿喜等，不胜枚举，但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的公民中，这一类名字就大大减少了。共和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里，人名的变化又随抗美援朝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、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起落而变化，在很多四世同堂的家庭，人们可以从他们几代人不同的名字上回忆起这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。共和国成立后的人名用字，往往随着历次重大政治运动或社会变革而变易，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：如：建国初期（1949一1950）取名“建国”、“庆华”、“国庆”。抗美援朝时期（1951一1953）取名“卫国”、“援朝”、“抗美”。五十年代中期（1954一1957）取名“建设”、“互助”、“建强”。大跃进年代（1958一1959）取名“卫星”、“跃进”、“跃华”、“超英”、“胜天”、“红花”、“钢铁”。三年困难时期（1960一1962）取名“自力”、“更生”、“抗洪”、“图强”。六十年代中期（1963一1965）取名“学雷”、“敬锋”、“志农”、“志耕”。文化大革命时期（1966一1976）取名“文革”。在“文革”期间以某种特定的字取名的不可胜数，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统计，取名用“红”字的频度最高。有林氏三兄妹，原名都是三个字，后来一起更名为林东、林方、林红，三个名联起来即为“东方红”。还有一个姓郑的女孩，原名叫郑秀英，全国学解放军时，改名为郑学军；后来进了工厂，又易名郑继红。有人笑她不断改名，说：“将来结了婚改成郑何氏（正合适）”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体现时代特色的名字还有“要武”、“红卫”、“立新”、“卫东”、“造反”等举不胜举。新时期十年（1977一1987）是改革开放十年，经济发展，文化繁荣，思想解放，人的名字也呈形形色色、五彩缤纷之态。什么倩、晶、媛、颖、蕾等之类的美名、雅名群起而来，各种单名应接不暇，男女间的中性名字也大有市场，带洋味的名字有“安娜”、“安妮”、“丽莎”等。当代（1987年至今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文化层次和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，起名之道也大讲艺术化、寓意化，俗气的如花、福、财之类的名字被普遍扬弃，政治化和具有时代特点的名字也呈递减趋向。一些在校大学生追求时尚，不少人身兼二名，一个是对外的洋名，一个是对内的汉名，如在国外叫“乔治张”，在国内叫“张乔治”。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一家只生一个子女，所以家长取名时为避免与人雷同，于是选择生僻字，以至后来人们常为名字拗口、读写出错伤脑筋。

    总之，受社会形态、民族习惯、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影响，不同民族在历史演化过程中所折射出的“名、字”内涵和特点也各有不同，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、体系完备、特色鲜明、源远流长的华夏姓氏文化，成为世界乃至各国民族都无与伦比的文化瑰宝，值得华夏炎黄子孙为之骄傲和自豪。（晓铁/文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