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代姓氏名片探究

        名片，古称谒、名刺、名帖、手本等，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了。早期的名刺、名帖有一些内容像今天人们所用的“柬”，不同之处在于，古人的片子都是亲笔书写，明清以后才开始“刻木印之耳”。至于应用此种小名片的原因，记载中说是始于崇祯时期，因为官方对于互相“请托”、走门子、找关系进行控制，所以人们来往时常常使用小名片，投送起来比较方便。但就其大体用途而论，名刺与帖子可以视为名片的源头，早期名片用木或竹制作，汉以后始改用纸。据考究，明代名片已经风行，也讲究等级，至清代则成为上流社会约定俗成的交往方式与礼节了，如，同治丁卯（1867）著名文人陈其元任上海厘金局提调，有同乡故友吴昌寿来访，因旅途匆忙未带名片，与陈府下人在门前发生纠葛，陈将下人喊来查问，回报说：有一个武官模样的人，“衣服弊陋”，要来求见，找他要名片，又没有，只说与大人是几十年前的好友，又不肯说姓名。这个穿着有点糟糕的老友，因没有名片之类的东西，就是进不了门。见面后，吴又向陈解释，“本欲即行登舟，因知君在此，故特走访，带来三仆方打叠行李，不令随行，而忘持拜帖，乃致此窘。”可见，名帖在清代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
　　名片也是清代官场交往的重要工具，朱克敬《暝庵二识》：新点翰林就职，叫人拿着名片遍投于诸前辈，称之为“大拜”，随后还要亲自拿着三张名片，到前辈府上投递，叫做“求面”。投刺成为官场繁文缛节的一部分，“京署各官，最重资格，其中若翰林、若御史，以及内阁中书、军机章京、吏部、礼部司员，对于同僚之先进者，不论年齿，皆称前辈。初谒时，必具红白柬三份，登堂拜见，执礼惟谨”。京中上流社会年节相贺，亦多用名片，此风起源于宋，但以清代为盛：按照惯例，初一这天，官场中人往往派一辆车子，叫人到官场来往人家投名片拜年，“京中士夫贺正，皆于初一元旦，例不亲往，以空车任载一代身，片子用流行的梅笺纸，裁成二三寸的小片，上面写明自己的姓名与职司和所住地址，不管平日里认识与否，各门遍投之。谓之片子。”这就是清人以名片代作拜贺工具情形，片子满天飞的情况，实际上多是指泛泛之交，成为一种虚礼。至亲好友则用大红名片，对于亲尊长辈，还是登门亲自拜贺。

        清代使用名片也不限于年节相贺，如：大学士徐乾学曾用名帖向人道歉，徐乾学退休后居乡，对于乡间邻里十分谦下。有一次，他坐轿子出行，有一个老秀才从旁边经过，徐眼睛不好，一时没有看见，知道后就叫人拿了自己的名帖上门致歉。在婚丧嫁娶中也常用到名片，如：清末有丧家开追悼会，到会者使用名片，已成为丧礼中的一个环节，不过丧事时或丧家使用的名片，往往加以黑框，与平时所用略加区别。由此可见，名片在清代社会生活中应用极广，如拜见、道歉、道谢、请托、婚丧、道贺等均有使用。
　　名片作为等级社会的一个产物，也必然打上等级的烙印。如：明代亲王的名片不称名，有书王者，有书别号者，用以表现名片持有者地位的尊贵，学生拜见业师、下级拜见上级，常常要先投片等待接见，而上级则一般不会给下级名片，如：　嘉庆时，京口参将庄芳机进京觐见皇帝，皇帝问他，“你从江南来的时候可见过蒋攸铦，”庄的官职比蒋小，从未直呼过蒋的名字，一时想不起这个蒋攸铦是谁，回答说“没见过”。皇上连问了三次，他都回答说没见过，皇上不禁有些怒气：“你真太糊涂，作为江南武官来京，你难道没有向江南总督辞行？”庄这才想起这个蒋原来就是自己的上司江南总督。赶忙连声回答说“有，有，有”，皇上的脸色这才稍稍缓和了一些。庄芳机从皇上的内廷出来，浑身都已经汗透了，朋友后来问他为什么会这样，庄道出了其中缘故：我平常只晓得江南总督，或蒋中堂，他从来没有给过我名片，我也没请他写过一联一扇，哪知他的大名叫什么蒋攸先蒋攸后乎？有时候，地位较低的人，要递一张名片到封疆重臣的手中，也要花费巨额的贿赂。乾隆时福康安征西藏归京，户部一书吏求见，递了一张名片上去，“贺喜求赏”。虽然这个书吏求见，本来就是别有所图，但这一张名片递上去，他前后也花费了十万两银子，“否则谈何容易得见一福公哉”！由此亦可概见当时官场风气。
　　清初的名片，沿明末旧习，偶有涉及社会政治生活，但很快就被禁止。明末社会上知识分子之间即使是从未见过面，投递名片时也互相“称盟称社”，表明是同党，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风气。清初人们互递名片，仍沿明末旧习，此种政治盟社的风气，虽与当时政治有关，主要的还是沿袭明末党争而形成的派别，顺治时即遭严厉禁止。上流社会广泛使用名片，也会对一般下层社会造成影响，有人访友“偶无名帖及纸笔”，就用土或石灰等在人家的壁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，十分好笑。至于与上层社会交往较多的妓女也常常使用名片，如：扬州的妓女，逢有招请，也会送来大名帖一张，反映出名片的使用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。
　　清初的名片名帖，沿明末之制，以二三寸者为多，清末则多六七寸长，特殊情况下也有长短过尺的大名片：“名片，向以新入翰林院之庶吉士为最大，纸长恒径尺，书擘窠大字，无空隙。”清初尚有人亲笔书写，清中叶以后，一般是请名人，书家写好，刻成印戳，盖于不同颜色的笺纸上。名片上所书的内容与称呼，清初沿用明末习惯，而后历有变迁。明末士大夫之间投名片，往往上书“某某拜”，清初沿袭了这个字眼，但康熙以后，改为“某某顿首”。传说雍正间鄂尔泰当权时，鄂的父亲名字中有一“拜”字，人们为了避讳而改用了“顿首”二字。在下级给上级的名片中，常用“恭维大人”四字，后来乾隆时庄有恭名重一时，僚属递给上官的名片中就改用“仰维”或“辰维”等字眼，一个“拜”字之变化如此，可见清代社交礼仪之繁琐。与“社”、“盟”遭到禁止相类似，晚辈学子对于学官及科举考试中阅卷、录取等官员，自称“门生”，也被禁止，因为生员人等与老师之间关系亲密，很易于成为门派，为清朝统治者所忌讳。所以顺治后，无门生之称，后来改用“受业”、“侍生”、“晚生”、“同学”、“同学弟”等称呼。除了官场通用的名片外，也有人对名片认真地进行设计，比如纸张、着色、字体等，可谓用心良苦。
　　名片作为一种社交方式，不免成为钻营、请托的工具，甚而成为诉讼时的请托形式，以致有显贵、士绅的名片，被用来包揽词讼、鱼肉乡里，欺压良善。道光年间，豪绅与显贵往往将名片作为打官司时的背景资料夹在案件的卷宗里，有时显贵之本族、亲友也多借其名片夹于卷宗，地方官也往往要给这些人面子，类似的情形不胜枚举，反映出清代社会之一斑。

       编后感言：名片作为社会交往的工具，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内容。通过解读清代姓氏名片，对于研究民俗和社会生活史，有着现实深远的意义。（晓铁/编辑）